四、部门宪法的价值、建构与研究重点 （一）部门宪法的研究价值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和研究部门宪法？部门宪法的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1.部门宪法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宪法，准确地把握宪法的内涵。
[3]整体而言，在裁量基准法治化进程中，裁量基准总则是顺延从地方到中央的基本路线加以展开的。[34] 由于上述肯定立场是我国目前的主流认识，因此在中央和地方立法中，一般也会强制要求裁量基准必须对外公开。
[2]当前，裁量基准非但已经遍布行政处罚领域，并且还在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规划等非行政处罚领域中出现。对于处分基准，《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2条第1款规定：行政厅必须努力设定处分基准并予以公布。[12]但是，这一立法努力最终并没有获得通过，与前述裁量基准的地方发展实践严重不符，个中原因耐人寻味。[6]广东省人民政府令2011年第164号。为此，理论与实务上提出了多个控权工具。
因此，从可能性上来看，行政机关能否通过裁量基准形式在所有领域都实现微观再立法，实际上也是存有疑问的。行政机关也会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自觉遵行既定的裁量基准作出行政裁量决定。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颇广，但民事侵权行为纷繁复杂。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11行终20号行政判决书。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18）苏0903行初349号行政判决书。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原是一个权力无所不及、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正因如此，在大陆法系的公法理论中，实质意义上的警察概念被理解为为了维持公共安全与秩序，基于一般统治权，对人民加以命令强制，限制其自然自由的行政活动。
注释: [1]参见杨海坤：《现代行政公共性理论初探》，《法学论坛》2001年第2期，第27页。[18]参见上引吕艳滨文，第161页。
我国实定法授权警察采取行政措施介入民事领域，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有学者主张，公安机关应当在现有的执法资源条件下，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对于符合法定要件的治安案件，优先选择适用调解处理，以避免矛盾升级扩大。[15]行政干预与私人自治在我国此消彼长的态势，与德日等国的情况恰好相反。[11]参见[日]佐々木惣一：《警察法概論》，日本评论社1936年版，第100页。
个人欲获得保障生存的可能性，惟有依靠社会团体的力量，甚至需要把相关责任交给政治权力的拥有者。[23]参见蔡乐渭：《服务行政基本问题研究》，《江淮论坛》2009年第3期，第44页。实际上，警察采取行政措施介入民事领域具有丰富的正当性来源，依循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脉络，此种正当性至少可归结为三个方面。警察的哪些行为属于职权性介入，也应当从实定法的授权条款出发加以判断。
[67]参见前引[46]，関根謙一文，第225页。若条文采用了祈使句结构，如从事某种行为，处某种处罚，一般也应理解为没有决定裁量的空间。
[55]参见前引[5]，高文英文，第128页。[38]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行申597号行政裁定书。
上述三种介入类型恰好呼应了警察行政介入民事领域的正当性基础，对应于警察行政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摘要: 警察行政介入民事领域的正当性，可归结为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保护个人权利、贯彻服务行政理念三方面。当民事活动或者民事关系关涉公共安全或社会秩序时，警察运用强制性、权力性手段介入其中以排除危险或妨碍，属于警察行政的固有内容之一。[60]由此看来，判断某种警察行政活动究竟应当遵循法定主义还是便宜主义，不应忽略其所依据的实定法的规范构造。大陆法系的传统行政法理论，围绕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双方之间的关系展开，以防止行政权侵害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旨趣，行政的任务被限定于维护一般公益，要求警察积极发动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的观念很难获得认同，警察行政介入民事领域的义务更无从生根。[5]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参见董少平、李晓东：《治安调解的现实困境与机制优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11页以下。
而如果私主体拥有期待或请求警察实施介入行为的权利，则警察便有介入的义务。对其他非紧急报警或求助，民警应当视情尽快处理。
[3]吕艳滨：《我国民事纠纷的行政介入机制研究》，载胡建淼主编：《公法研究》第7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因此，即便法律明文授权警察介入民事领域以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相对于有权介入的其他行政机关而言，警察仍应处于辅助地位
正是这种关系导致规范产生的主体多元、形成的秩序呈现动态化，并与宪法规范的安定价值产生了背离。作为法治的最高准则，宪法以主权的方式使各国对这些附属的法律体系做出承诺。
[14] 其二，言论自由与知识产权的艰难平衡。（二）宪法作为更高位阶规范的正当性 在这个与数字技术息息相关的世界里，互联网不能简单地被当作的一种媒介，也不是独立于政府的新世界或乌托邦[36]，网络的架构或将导致一种新型规范性结构的产生，为既有规范等级增加一种规范的交互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法律信息学正在超越其立法形式层面的发展，涵盖了一套综合的不同技术和方法，用于法律草案的起草逻辑和自动处理。如今，国家各机构部分通过内部网络进行数据交流，互联网影响着宪法国家机构的既有稳定性。
[17] 同样，个人信息权的确认与言论自由的行使也有关联，尤其是个人通过博客发布的言论。[35]数字虚拟空间自身生长出来的社会规则与主权意志不尽相符，一方面挑战传统主权安全，另一方面大多数时候不得不依赖传统主权国家来保护自身的安全。
（三）宪法体系下的职权配置制衡完善 互联网治理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为技术决定革新论和政府治理恒久论之间的冲突。而与此相连接的另一个是国际网络协议（IP），其功能是将数据包从计算机到计算机进行路由，使用 TCP/IP 协议语言可以将几个异质网络互连在一起，实现相互操作性。
国家需要通过有效的治理来寻求技术与信任之间的平衡,从而推动社会迈向技术与信任相融合的数字时代。如法国电子通信和邮政监管局（ARCEP）已经理解了这个问题，鼓励国家机构努力深入到平台和搜索引擎的计算机代码中，监督并纠正对用户不公平的算法。
技术治理遵循的是自我偏好的逻辑，法律治理遵循的是社会共识的逻辑。宪法委员会暂时在自由的拥护者与盗版的反对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比较脆弱的平衡关系。[18]参见王利明：《和而不同：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的规则界分和适用》，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2期。在具体规则价值层面，多元治理的存在使得主体间产生冲突，加剧了上述的内在张力和竞争。
例如，当 Facebook 用户权益受侵犯时，不论散布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受美国法院管辖。数字时代已经呈现出冲突法的特征——各国之间具有不同规则，确立了进一步趋向国内主权自主运行的事实。
一旦关于数据保护权和数据财产权的宪法框架得以确立，数字经济立法的空间将可能得到适当拓展。综上，互联网不是设计出来的，其最初的发起和建造者们所关注的不是建立一个足以抵御核攻击的电信网络，而是建造一座具有连接功能的大厦。
2.技术发展中的分权制衡 技术规制成为一种促进法律规则适用的工具，往往比大多数法律规制方案更有效。法律可以通过规定某事必须要做，或某事不能做来表达一个规范是否具有有效性。
